1984年4月15日，毛主席的女婿孔令华正在家里辅导女儿孔东梅写作业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通特殊的电话。

电话是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打来的，对面那人只说了一句话，然而就是这句话，让孔令华感觉自己全身的鲜血都凝固了。

只听对方说：“贺子珍同志病重，已经准备好了去上海的飞机票，请你们全家马上去上海一趟。”

孔令华知道，自己的岳母贺子珍自4月上旬开始病情就迅速恶化，不容乐观。现在中央都打电话说“病重”了，那说明已经很危险了，急忙带着女儿找到妻子李敏，一家人急匆匆地奔赴了上海。

在前往上海的飞机上，孔令华一家人在心里不停地祈祷着：“她的人生已经很苦了，千万不要出事啊······”

贺子珍

悲情贺子珍

可以说，1937年贺子珍不顾毛主席苦苦挽留，毅然决然地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时，就是她悲惨人生的开始。

当贺子珍抵达苏联时，已经是1938年了。刚在莫斯科安顿下不久，贺子珍就急急忙忙地去了医院，并生下了一个儿子。

可惜，苏联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年幼的孩子实在无法抵抗苏联的严寒，出生仅仅10个月就因为肺炎夭折了。

含着眼泪将儿子埋在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公墓之后，贺子珍一心投入了学习当中，后来开始在苏联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毛主席担心她在苏联孤单，还专门将女儿李敏送去了苏联。

1943年，年幼的李敏生了一场重病，为了照顾女儿，贺子珍和国际儿童院的院长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然后就被送到了伊万诺夫市的一所精神病院里面，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一关就是四年之久。

1947年，王稼祥夫妇到苏联时得知了贺子珍的遭遇，费尽波折成功将她救了出来，并问贺子珍道：“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说道：“我想回国。”

王稼祥考虑到，当时毛主席已经再婚，她回国的话势必牵扯到毛主席的家庭，自己不方便擅自处理，因此专门打电报请示毛主席应该怎么办。不久之后毛主席回复：“同意回国。”

毛主席和贺子珍

这一年的冬天，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李敏）一同踏上了返回故土的列车。

贺子珍在上海的支出，从我稿费出

贺子珍回国之后被安置在了哈尔滨，并见到了自己的妹妹贺怡。通过交流贺子珍得知，她离开之后，毛主席对贺怡和她们的母亲温吐秀很是照顾，甚至为温吐秀养老送终了，没有因为她当年的决绝离去而产生任何的怨怼情绪。

对毛主席很是思念和感激的贺子珍，迅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自己这些年在苏联的经历，对毛主席帮自己招呼母亲和妹妹一事表示了感谢。

对于贺子珍回国后的安置问题，毛主席也有专门的考虑。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在北平和贺怡有过交谈，说：“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贺子珍这辈子还没去过北平，一听毛主席同意让她去，非常的高兴，赶紧和妹妹一起乘坐火车南下。然而，姐妹俩刚刚来到山海关，就被几名自称是组织上的人给拦下了，说贺子珍不能进入北平，只能前往住在上海的贺子珍哥哥贺敏学处。

当毛主席得知贺子珍去了上海之后，专门给上海市长陈毅发去电报，表示贺子珍在上海的一些开销，从他的稿费里面支付。陈毅接到电报后也迅速回复，表示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贺子珍的工资及吃穿用度全都由上海市委承包。

到了上海之后，贺子珍仍然没有放弃回到毛主席身边的希望，于1950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毛主席写了一封回信，说：“希望你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看到毛主席信的那一刻，贺子珍就知道，这件事彻底没有希望了。

自那之后，贺子珍的身体状况可以说每况愈下。1954年时，贺子珍在收音机里听到了10数年没听到的毛主席的声音，因为太过激动，她整个人都呆住了，将收音机里边内容听了一遍又一遍。

当第二天贺子珍的亲戚发现时，收音机已经坏掉了，而贺子珍则仍然呆呆地坐在收音机前，既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然后，贺子珍就病倒了。

当毛主席得知贺子珍病倒了之后，主动给贺子珍写了一封信，劝她要注意身体，好好养病，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好好吃药，别抽那么多的烟。写完信之后，毛主席主动让女儿李敏带着信去了趟上海。

贺子珍和李敏

女儿和毛主席亲笔信的到来，对贺子珍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她愿意配合医生治疗了，还主动把烟给戒了。

贺子珍康复之后，最大的希望就是能为组织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不想当一个无所事事的大闲人。身边其他人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她怎么能无所事事呢？

然而，贺子珍几次提出要工作的请求，都没能得到解决，组织上对她进行了很好的照顾，让她享受副省级待遇，但就是不让她进行工作。

贺子珍也知道，组织上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才拒绝给她安排工作的，但这种心灵上的孤寂和空虚，显然不是丰裕的物质生活能满足的了的。为了打发时间，她经常在上海休养一会儿，去福州休养一会儿，又去江西南昌休养，在这三个地方飞来飞去，居无定所。

贺子珍

庐山匆匆一聚

1959年的夏天，正在南昌休养的贺子珍接到通知，说她的好友水静要来看她。水静现在是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现在领导们正在庐山开会，水静邀请她一起去庐山上度假消暑。

贺子珍听后当时就提出了拒绝，现在花公家的钱疗养已经很让她过意不去了，再去庐山，她实在不愿意。

最终，拗不过贺怡女儿海峰和水静的热情相邀，贺子珍还是上山了。

一行人到了庐山时已经是晚上了，贺子珍在庐山休息了一晚，然后在水静和江西省妇联主任朱旦华的陪同下一起游览了庐山上的风光，原本无聊、烦闷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许多。

水静

当天晚上，朱旦华突然神神秘秘地对贺子珍表示要带她去见一个人，贺子珍问是谁，朱旦华坚决不肯说。

怀揣着好奇和兴奋，贺子珍坐车来到了庐山上一处别墅的庭院里。看着面前这栋灯火通明的2层小楼，贺子珍内心的好奇达到了顶点，然后在水静和一个自称是“小封”（毛主席的贴身卫士封耀松）的战士搀扶下，一起前往了二楼的一栋大厅里。

贺子珍进去之后，水静和封耀松一起悄悄地离开了。贺子珍正打量着客厅的环境，卧室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从里面出来了一个她完全没想到的人：22年没有见过面的毛主席！

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贺子珍的心里可以说百感交集，见面之后就一直哭，什么也说不出来。毛主席见状就劝她：“别哭了，见不到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说，现在见到了，你又不说话。”

经过劝说之后，贺子珍终于不哭了，哽咽着跟毛主席说道：“当时是我太年轻，太冲动了，不懂事。”

毛主席见状，主动给她递过去了一张纸巾，说道：“事情都过去了，你要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

这次谈话前前后后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因为见到毛主席心情激动，贺子珍的精神状况出了一些问题。当水静将贺子珍送回房间后，毛主席对她说：“她的精神不好，脑子乱了。你一定要守着她，明天就把她带回去吧。”

噩耗传来

1959年的这次见面，让贺子珍对生活又有了盼头，一直期盼着能再见毛主席一面。1966年时她得到机会再次前往庐山，并去了一趟毛主席的住处，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不停地抚摸着毛主席的睡床，嘴里面不停的说着什么。

可惜，一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贺子珍都没有得到再次见毛主席一面的机会。

1976年9月9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举国上下陷入了一片悲痛当中。原本贺子珍的亲人担心她会受不了这个刺激，孰料贺子珍表现得却很平静。只见她不停地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嘴里面也念念有词：

“怎么可能呢？主席的身体不是很硬朗的吗？怎么可能走了呢？”

很明显，贺子珍不是没受刺激，只是因为刺激太大，她接受不了，脸上的平静也只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已。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贺子珍既不吃也不喝，就在房间里面一动也不动。几天之后，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临终时，儿女都不在身旁送送他，好可怜啊！”

毛主席逝世之后，贺子珍一直想去北京，瞻仰毛主席最后一面，但都因为时机不成熟没能成功。直到1979年9月，和毛主席在庐山见面20年之后，刚过古稀之年的贺子珍终于得到了前往北京的机会。

党中央动用专机将贺子珍由上海接到北京之后，将她安排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内。刚刚住进医院，贺子珍就提出想去毛主席纪念堂看看。

1979年9月8日，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前一天，贺子珍坐着轮椅，在孔令华、李敏的陪同下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

虽然事先已经答应过女儿女婿，医院工作人员到了地方之后绝对不会哭。但真的看到躺在水晶棺里的毛主席，贺子珍还是不由自主地痛哭了出来。

两人之间的种种过往，随着这一串泪水彻底成为了过去。

病逝和安排

贺子珍在北京总共住了不到两年时间，在这期间她的身体状况好了许多，心情也有了明显的好转，和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见了面。

然而，在北京的日子一长，贺子珍开始思念上海了。1981年5月，党中央收到贺子珍返回上海的申请之后，一位中央领导专门告诉她：“北京上海你可以常来常往。”

之后，贺子珍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同志的陪同下返回了上海，并住进了华东医院。

这次回到上海之后，贺子珍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进入1984年3月之后，她的病情更加严重，除了中风偏瘫之外，还出现了糖尿病，肺炎等各种并发症，上海市政府报告了党中央之后，中央办公厅专门调遣北京301医院、友谊医院等医院的专家飞往上海和当地专家会诊。

然而，贺子珍毕竟上了年纪，身体状况又不是很好，1984年4月，贺子珍的病情极速恶化，甚至到了病危的边缘。为此，中央办公厅专门打电话通知孔令华、李敏、贺敏学等人前往上海，准备见贺子珍最后一面。

1984年4月19日下午5点，贺子珍与世长辞，享年75岁，

贺子珍虽然已经逝世了，但是关于她的后事安排，上海市委完全拿不定主意。为此专门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对此也感到很棘手，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规格办，也不知道把她的骨灰安置到哪里。

最后，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没办法了，只好专门请示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沉思片刻之后，缓缓开口说道：“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在一室。”

这里的“一室”，指的是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专门盛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这一句话就相当于为贺子珍的葬礼规格定了调子。

4月25日，上海市委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为贺子珍举行了一场非常隆重的告别仪式。参加这次告别仪式的除了上海本地近千名各级领导干部之外，甚至连邓小平，胡耀邦，陈云，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干部都出席了。

贺子珍的遗体火化之后，骨灰通过专机运往了北京，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场骨灰安放仪式。一些未能去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老干部专门赶来做了最后的告别。

贺子珍逝世之后，留下了三个箱子，当李敏将三个箱子都带回北京打开后发现，里面大部分都是日用衣物，除此之外就是一沓收支账单以及各种各样的发票。可见，贺子珍的生活是多么的简单。朴素。

除了这三个箱子之外，贺子珍还留下了一个台历本。上面既有贺子珍这些年的感悟，还有她个人状况的记录。在1976年3月6日、7日的纸上，她用毛笔写下了这样几句诗：

“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