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一直被视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点，是大国竞争的逐鹿之地。

尽管东南亚地区并非核心经济体聚集区，但是约6.25亿的人口总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当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之时，依旧吸引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新一轮全球战略布局。

诚然，尽管美国国力在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的侵蚀之下相对衰弱，中国在区域内也表现出越发强劲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然而，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但此前中美关系在东南亚区域内一直表现为大国之间的包容性竞争，针尖对麦芒的激烈对抗未曾有过。

直到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美之间竞争对抗关系愈发尖锐，原本在外交战略上具有较大自主空间的东南各国只能被迫改变“军事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刻板思维，对中美两大国互存的东南亚区域政策产生于巨大影响。

东南亚各国这种看似两边倒的政策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在中美摩擦之下，既不被美国和中国当作弃子而放弃，又希望趁乱在中美的争斗之间渔翁得利。

2020年6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于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了《濒临险境的亚洲世纪，中美对抗的危害》一文，表达了越发严峻的区域各国忧虑。

李显龙

“亚洲世纪”：戒骄戒躁，慎思慎行

美国太平洋论坛上盛行一篇文章，名为“为什么21世纪不一定属于亚洲世纪”。

该文章长篇大论讲述了中国现今的国际地位和未来发展，挑战了所谓的“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是随着中国等亚洲大国的崛起，亚洲逐渐成为世界的中心和重心”这一说法，提出了“21世纪不一定是亚洲世纪”的论断。

怎么样才能证明21世纪是如假包换的“亚洲世纪”？或者说，“亚洲世纪”完全等于“亚洲奇迹”吗？“亚洲世纪”的实现过程中遭遇了哪些挫折和磨难？又该如何克服，实现自我的超越？

中国身为区域内大国，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

在看到中国近代历史上，确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朝贡关系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遗留时，无论朝贡体系本身先进或是落后的口水仗谁胜谁负，都必须承认多维的朝贡体系，决定了历史上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亚洲世纪”是21世纪以来的热词，因上世纪50年代以后，亚洲在“二战”风波过去之后，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印度、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飞速崛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各国积极开展产业升级和转型，成功实现了亚洲经济的快速复苏。

并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面前，挺过了风浪与嘲讽，实现亚洲经济不断增长，贸易总额快速扩大，令一些鼓吹“亚洲世纪还未开始便已结束”的嘘声不攻自破。

而现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恶潮的拍打之下，亚洲的经济却依然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向世界昭告，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和重心正在不可逆转地向亚洲地区转移。

首先，亚洲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在亚洲，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40年来从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过毁灭性通货膨胀，货币当局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使得财政赤字得到有效控制，一旦经济上迎来高速发展的契机，就会在财政上创造盈余。显然，一个‘“亚洲世纪”的到来，少不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其次，稳健不等于保守，亚洲还致力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口已经成为了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亚洲地区，除了中国、印度尼西亚外，大国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国内市场狭小的难题，因此只有转向出口导向，保证国外市场的有效最小生产规模十分有必要。

正是在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推动之下，彼时，在许多亚洲国家地区实施进口替代措施，这意味着想要杀出欧美市场圈，亚洲生产者必须“过五关斩六将”，先打响本国国民度，再一步步接受经济全球化市场的检验。

在这种运营模式下，亚洲国家打造了一批历史悠久且富有竞争力的产品。

再者，亚洲国家赶上了工业化的浪潮，成功保持了十年内一如既往甚至愈发强劲的高速经济增长，成功的工业化直接推动了亚洲国家经济技术改造，使得工业结构迅速得到改善，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城市迅速发展。

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提高之下，大批优质人才转向第三产业，为21世纪转向“亚洲世纪”奠定了雄厚的工业技术和工业基础，促使亚洲国家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飞速腾起。

尽管工业化水平依旧暂时在国家和区域上发展不平衡，整体实力稍落后于欧美老牌大国，但亚洲的发展潜力足以令任何一块大陆瞋目结舌。

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通过相关实用技术的转让，来吸引外商参与投资，助力工业化进程，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亚洲国家发展资金不足的窘境，还从外商企业中学的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前者是急人水火，后者则是授之以渔。

这样，随着亚洲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工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进驻当地，外国劳动力也随之涌入就业市场务工，为亚洲国家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美在亚洲”：美式霸权VS亚洲崛起

一片冉冉升起的新星大陆开始大放异彩，这其中必然会引起美国的注意，美国愿意看到一个崛起的亚洲和一个强大的中国吗？答案是否定的。

自奥马巴“重返亚太”战略，至特朗普推出“印太战略”，都表明了美国试图在亚洲建立一个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战略布局，表面上，美国似乎只是“对上了”中国，表现为中国崛起可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的焦虑。

但实际上，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历史问题、朝核问题、香港占中事件一直牵动着亚洲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

东南亚地区也并不安分，南海争端使得中国和东南亚的合作面临着重重阻碍，破冰融暖之旅道阻且长，美国当真是焦虑吗？不得不说，焦虑的背后也不算乱打一气，揪住老二就出手的疯癫，和平崛起？不挑战美国地位？

事实上，绊倒中国的最重要动机在于美国需要一个弱势的地区大国，作为其重返亚洲，加强全球范围内控制的傀儡。自然，中国做不到。

中国的崛起代表着什么？放在区域范围内甚至是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的崛起意味着“非西方世界”对美国主导下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固有国际秩序的反思，代表着国际秩序公平化的大趋势。

然而，在中美关系中，竞争大于合作，对抗大于携手之时，一股较为悲观的思潮涌动，即认为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必然需要直面现有亚洲政局不可避免地挑战和冲击，在这场对赌中，桌子的另一头是美国。

龙鹰相斗，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夹在中间的东南亚小国对于治理危机和安全危机的担忧。

抛开一部分统领控制欲和经济既得利益，美国在亚洲地区具有三大事关国家安全的挑战：

其一，“如何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优先、促进自由经济秩序”；其二，“如何保证朝鲜不在现在和未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其三，“如何在促进公平互惠贸易的同时提升美国的经济领导力”。

从“亚太”到“印太”，印度以如此重量级的身份登场美国的对亚策略，不得不说，其居心实在险恶。

2021年1月12日，美国白宫号称提前28年公布了涉密文件《美国对印太地区战略框架》，其中重点阐述了美国自2018年至2020年对朝鲜、印度和中国的战略图景。

这份文件，十分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美国的目的，即“帮助印度崛起制衡中国”，“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在以往的思维定势中，当这类新闻出现多次时，多数受众会产生一种信息刺激疲惫——“向来如此不是吗？”“美国的目标不就是如此吗？”可怕的不是美国堂而皇之地叫嚣要以扶持傀儡来搅动亚太风云，可怕的是在和平演变面前，人们对“恶”已然习以为常。

美国公然针对中国，将中国纳入所谓的亚太圈内以企图遏制中国崛起，但事实上，连美国自己也不敢直视“重返亚太”和“印太战略”背后直指亚洲核心利益的嘴脸，不敢承认自己公然以域外国家身份干涉地区内事务：

当中印准备谈谈中印合作，龙象携手时，美国这只老鹰，仗着自己有翅膀，就扑腾扑腾地凑过来，我是隔壁山头的老大，我们在地理意义上属于邻居山头，所以现在我们是伙伴了，当然，想和我做朋友，得听我的。强盗逻辑不过如此。

而现如今，美国依仗着长期依赖在印太地区扎下的经济根基和军事部署，强制要求区域内国家必须履行对话合作要符合美国利益和扶印抑中两大条件。同时，主张在印太地区推行一个综合经济发展模式，以图取代中国在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模式。

“地缘政治”：龙鹰相斗，软硬反思

在李显龙的描述中，毋庸置疑，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其硬实力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他在文章中强调：“美国自己也不敢想象，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供应国，就像美国自己也不能没有中国市场一样。”

亚太国家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他们既无法保证中国在短时间内能够完全填补美国军事、科技、经济领域的空白——事实上这是绝无可能的，也承受不起疏远中国的代价。

因此，这些龙鹰相斗之时，被夹在其中的国家确实有苦难言。国人常常说软实力，但少有人真正明白软实力到底有多么重要，又是在哪一个节骨眼上发挥巨大作用。为何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总会流传一句：“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

除却经济和外交领域的重要性同军事、政治领域的重要性不可等同而论之外，中国需要正视一些国际上的声音，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言。

经济上的指标和外交上的成就可以充分反映中国经济在亚洲的权重，但不能充分反映中国主导亚洲事务的能力，李显龙除却表明小国不想战队龙鹰之外，其意见的提出都不带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多以一种客观的陈述态度来摆事实，讲道理。

为何李显龙会发出“亚洲世纪”濒危的喊声？

首先，他在文章中提出：“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一项调查发现，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西欧国家的人，对中国的看法越发负面。尽管在此前间中国努力地打造海外形象，通过中资国际报纸和电视媒体，通过孔子学院网络来打造海外软实力，却依旧于事无补。”

也许一些赞美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的言论并不动听，但事实就是如此，现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尚没有国家可以撼动，李显龙的发声显然是由于受到中国是地区内大国，而新加坡属于东南亚唯一以华人为主的多元民族国家这两点原因。

忠言逆耳利于行，在理性看待李显龙的对中美关系提出的倡议时，更需要反思，中国的软实力问题出在哪里？

美国持续推进“亚太战略”，甚至加码为“印太战略”，“再平衡”战略受到亚太地区国家的欢迎；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定对中国周边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日本大幅度调整军事战略；南海周边国家安全局势能力有限……

诸此以往，需要承认的是，中国主导周边安全局势的能力确实有限，国际上甚至在分析上述安全问题时，会将中国参与亚洲区域内组织的议程设置能力不足，作为一大原因。

身为一个具有十四亿人口基数的大国，中国在引导国际舆论的“软实力”领域尚待进一步加强。

然而，在促进“亚洲世纪”建设进程中谈中国在亚洲的主事能力和领导能力，不能仅仅停留在老生常谈的加强个别国家的软实力建设，而应当密切关注新问题，去找与时俱进的新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暴露了“亚洲”一定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地理意义层面，政治、经济、文化缺乏整合的严重问题。

甚至麦肯锡研究所表明，世界上有“四个亚洲”——中国、新兴亚洲、印度、发达亚洲、外围亚洲。相当程度上指出了亚洲存在产业链分散化，碎片化的固有弱点。

诚然，“亚洲世纪”濒危，除却中美两国在区域内的对抗使得亚洲国国自危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在地缘政治和技术变革的影响下，全球化逐渐走向区域化、本地化和分散化，这不是一件坏事，但一个必要的前提：

加速区内经济联系和区域外紧密程度同步提速推进，真正实现区域内经贸活动日益密切，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亚洲世纪”。

参考文献:

[1]:郭延飚 吕亚楠《浅析21世纪能否成为亚洲的世纪》

[2]:徐晏卓《变动中的亚洲秩序与中国影响力分析》

[3]：廖峥嵘《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亚洲世纪”》